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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荒不断，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献血？
在隐蔽山野的贫困边远地区，血贩从未消失。求血者面临“靠血贩解决血荒”的残酷现实，献血者同样面对着落后别国几十年的无偿献血制度。
血荒一直存在，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有偿献血的观念和庞大的卖血群体也从未消失。 自80年代后期，为完成“计划献血”的指标，地方政府官员鼓励农民卖血。早期的血贩曾在供血者与血液中心之间，光明正大地承担“中间商”的角色。 官方与血贩合谋的“血浆经济”，导致的大规模病毒感染，这是血库及血液中心形象在中国人心中崩塌的起点。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试图超额完成计划献血的指标。其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血贩个人开办的非法的采血站大规模涌现，1993年时驻马店地区有33家商业血站，而信阳地区则上百家之多，采集来的血液再倒卖给医院和药厂。低成本的“血浆经济”使得农民“增收”，同时地方政府完成献血指标，还养活了一批血贩，被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这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 在血液市场中，采血分为全血 和成分血 两种，而成分血 中血浆供给主要就是来自计划时代农村的有偿献血“传统”。血浆从献血者的全血 中分离提取，其他部分重新输回献血者体内。为了加快采血速度，往往会将前一位供血者分离出的不需要的成分血 ，直接输给下一位供血者。因此，血浆提取曾是血液市场病毒传播的重要载体。南京医科大学研究者高小飞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血浆捐献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献全血 的三倍。 在早期的血浆买卖中存在大量不卫生、不规范的医务操作，例如使用非一次性静脉输液器，甚至将多人的血液直接混合、降低提取血浆的成本等等。1994年河南省因输血爆发传染性病毒包括艾滋病毒、肝炎的扩散，致使成千上万人死亡，其中一部分活下来的病毒携带者背井离乡，结婚生子，形成了中国国内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艾滋病毒爆发后，政府关闭了河南的个人商业血站，并在1998年颁布《献血法》，禁止血液买卖。政府为填补血液供应缺口，要求国企员工、学生以及军人义务献血。直到今天，美国的无偿献血中心依然会在献血前的调查问卷中，严格限制当年在河南、贵州等省份出生或生活过的中国人他们的献血资格。 直到2004年，中国才开始真正实行自愿的无偿献血制度。同年，河南省因血浆捐献感染HIV的人数超过25万，加上吸毒感染者占到HIV感染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2002年11月 30日北京地坛医院内河南两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毒的患者。/AP
艾滋重灾区的河南血站被关闭后，血贩前往更偏远、贫穷的广西、贵州等地，开辟了新的供血源。2004年贵州有23个血浆站，到2006年增加到25个，提供了全国40%的血浆供给，俨然成为中国最大的血浆供给源。然而，商业血站的不卫生操作无法遏制悲剧的再次发生。2006年1月，贵州省公开卫生数据显示，乙类传染病（HIV、乙肝等）的发病率、死亡人数和致死率分别增长了21.36%、65.38%、36.28%。同年，贵州当地政府因肝炎扩散，关闭了所有商业血站。随后政府敦促商业血站改善卫生环境，2007年又重新开张，所有权合法转移到了制药公司手中。 重新整顿后的商业血站，降低了病毒感染的风险，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职业卖血者。他们在《献血法》所规定的最低时间间隔——每半个月献一次血浆。耶鲁大学研究者陈曦（音译）选取了贵州省2006年尚未参与卖血、2009年参与卖血后的2507个样本，研究发现，一方面职业卖血者靠血液买卖的收入养活家庭，2007年为了稳定浆源，贵州省制药公司所属的商业血站营养费提高到每人140元，一月两次，一年月约3000元收入，比当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略高一些。另一方面陈曦通过对比发现，长期为商业血站供血，对职业卖血者的健康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包括体力衰退和更高的肝炎感染率。频繁地献血，让这批职业卖血者很难再回到体力劳动中。 2012年卫计委的《血站管理办法》禁止制药公司从公益性卫生机构买血、提取血浆，表面看似阻断了血浆的主要供应来源，商业驱动下的血浆买卖依然在血液黑市悄然流行。 短短几年间试图建立可以满足供血需求的无偿献血制度，无益于痴人说梦。
时至今日，占多数人口的农村无偿献血率远低于城市，据于2010年合肥市《无偿献血登记表》的统计结果，在拥有31.8%农村人口的合肥市，仅有1.6%的无偿献血来自农民。另一非省会城市南昌市占总人口 54%的农村居民献血比例只有3%。除了在农村流通的采血车相对城市较少的客观条件，更重要的原因是有偿献血的意识和大规模卖血者一直存在。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1年中国无偿献血人数占总人口0.9%，远远低于同期美国（6%）、日本（7%）及欧美等其他国家平均水平（4.5%），而台湾在1974年就已达到5%。世卫组织认为，无偿献血人数占到国家总人口的1%-3%才能满足基本的供血需求。
2008年5月15日四川地震后，献血车上的护士在准备采血。/AP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它成为了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和管理者；新的国企体制也应运而生，发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对中央直属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开始实行年薪激励考核，并逐步引入长期激励机制。从此，厂长们正式改名为高管。 边缘贫困地区的供血者被商业血站掏空，流向血液制药产业。只有在公益性卫生机构的无偿献血用于临床医疗，农村无偿献血率奇低，城市成为了无偿献血的主要来源。流动在城市角落的采血车，主要采的是全血 ，用于普通人的临床医疗。作为无偿献血的主力，城市献血者在无理的献血规则、落后的献血条件、恶劣的献血环境面前望而却步。 不仅求血者面临 “血荒靠血贩解决”的残酷现实，献血者同样面对着落后别国几十年的无偿献血制度。
2012年之前，《献血健康检查要求》规定初次献血者的年龄不能超过50岁。为解决庞大的血液供应缺口，2012年卫计委通过新的《要求》，献血者年龄上限更改为60岁。国际通行的献血年龄上限是65岁，美国则没有上限。事实上，献血者的年龄限制并没有科学依据。美国红十字会研究者Eder等人的研究发现，30岁以上人群，献血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与年龄增长没有相关关系。 即使提高献血者的年龄上限，也没能解决中国血荒的问题，因为中国74%的献血者在3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越相信献血会破坏中医所说的“气”。真正筛选掉众多献血者的，反倒是一些无关痛痒健康指标。每位志愿者献血之前都需要进行健康测试，包括血型、体重、病史问卷调查、血红蛋白指标、HIV、乙肝等传染病携带检测，甚至包括心跳速率以及血压此类与献血反应没有科学相关性的项目。 与此同时，与献血后不良反应攸关的健康指标却低于国际标准。中国要求男性献血者的血红蛋白指标最低120g每升，女性最低115g每升，低于美国、加拿大通行的最低标准125g每升。设定血红蛋白最低标准的意义就在于保障献血者的健康，加拿大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研究者Krikler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血红蛋白高于115g每升的重复献血的女性中，仍有67%实际患有缺铁性贫血。 如果说血红蛋白需要考虑不同种族群体的体质因素，传染性病毒携带情况的测试的重要性则是无国界的。中国血液中心主要采用的是乙肝病毒（HBsAg）和谷丙转氨酶（ALT）两个快速血样检测。其中ALT值是临床上进行肝功能测试的一个主要标准，2012年后开始实行的《血站操作技术流程》，规定ALT值大于40u每升的献血者不能献血。血液从采血车到正式进入血库之前，还会进行一次ALT检测，超过该标准的血液同样必须报废。
2012年3月24日，南昌一家血液中心进行标本检测，包括ALT、乙肝、艾滋病的检测。/CFP视觉中国
但靠“检测ALT值来预防HBV病毒传播感染”尚没有得到科学论证，甚至存在争议。ALT值升高并不止肝功能出现异常一个原因，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关系。因转氨酶非常敏感，正常人在一天内的不同时间检查都可能出现波动。健康的人在剧烈运动、劳累过度或吃过油腻的食物后，转氨酶都会暂时升高；同时血液样本入库之前的处理、保存、检测等质量控制的操作，都可以影响检测值。仅靠ALT值无力说明献血者真实的健康状况。而在接受健康测试的献血志愿者中，有3.4%仅因ALT值升高被通知推迟献血、已捐献的血液产品被报废，占血液检测报废率原因的首位。实际操作中，献血中心不会严格区分“延迟献血”和永久性拒绝献血，直接拒绝给“延迟献血”的献血者无形中增加了精神压力。 北京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研究者任芙蓉等人抽取了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间，五家血液中心（成都、洛阳、昆明、乌鲁木齐、绵阳）5521个合格采血样本，以及5034个因ALT值过高被归为不合格的献血者样本，重新进行乙肝病毒核酸筛检 （NAT）。发现两种样本中分别出现5个（0.091%）和4个（0.079%）乙肝空窗期病毒携带者。这说明仅靠检测ALT值，也不足以降低血液捐献中乙肝病毒传播的风险，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血液检测中早已不再使用ALT检测，而广泛采用上述试验中的乙肝、HIV、丙肝核酸筛检 。混合血样的核酸筛检可将乙肝、丙肝和HIV感染的平均“窗口期”缩短至 9、59 和 11天。核酸筛检 还可检测出因病毒变异、免疫沉默性感染、人工操作错误等原因而漏检的污染血液。 被血液检测方法落后的健康测试拒绝，是大部分人选择不再考虑献血的主要原因。但其实献血中心的拒绝分为“延迟献血”和永久性拒绝两种，然而献血中心并没有向献血者解释其中的差别，直接拒绝给“延迟献血”的献血者无形中增加了精神压力。 除了被血液检测方法落后的健康测试拒绝，献血环境落后也是中国人献血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中国97.9%的无偿献血来源靠移动采血车或献血站，其中53.4%来自移动采血车。相比采血车，采血站的环境更好，重复献血率也更高，献血后出现不良反应的风险更低。恶劣的献血环境也很难留住重复献血者。根据广州、辽宁、南京、盐城四家血液中心2000年至2010年之间的无偿献血登记数据，63.3%的无偿献血来自初次献血者，仅有18.9%的志愿者会重复献血。55.7%选择不再献血是因为在采血点等待或采血时间过长，仅有15.2%是因为献血后存在不良反应。 参考资料Xi Chen (2014), Commercial Plasma Donation and Individual Health in Impoverished Rural China, IZA DP No. 8591. Ling Shi, Jingxing Wang (2014), Blood Donor Management in China, Transfusion Medicine and Hemotherapy. Eder A1, Goldman M(2009), Selection criteria to protect the blood donor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past (dogma), present (evidence), and future (hemovigilance), Transfusion Medicine Reviews. Fu-Rong Ren, Jing-Xing Wang, (2011), Hepatitis B virus nucleic acid testing in Chinese blood donors with normal and elevate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TRANSFUSION. Xiaofei Gao,Qian Cui (2010), Prevalence and trend of hepatitis C virus infection among blood donors in Chinese mainlan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BMC Infectious Diseases. Hua Shan, Jing-Xing Wang, (2002), Blood banking in China, THE LANCET. 题图：A scientist looks at a blood sample in a laboratory at the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aucaseco in the outskirts of Cali, Colombia, on April 25, 2012, during the World Day for the fight against malaria. /Getty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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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發表於 2016-6-13 08: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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