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忠烈祠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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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月因公事去了台湾一趟，短短一周时间，参观了不少地方，感触颇多。不过印象最深的，不是101大厦，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不是日月潭，而是台北的忠烈祠。
  
台北忠烈祠位于圆山脚下，原定的参观计划中并没有这一项。在台最后一日，朋友驱车送我去入住圆山饭店，路过一座大牌坊，上镌“万古流芳”、“忠义千秋”字样，一问才知，正是忠烈祠所在，于是立刻下车瞻仰。
  
中国自古就有为忠烈建祠供奉的传统，比如岳飞庙和袁崇焕祠。辛亥革命后的国民政府对这一传统发扬光大，1949年之前在大陆许多些地区改建或修建过忠烈祠。台湾地区从1946开始在各县市设立忠烈祠，1969年创建的台北忠烈祠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忠烈祠的性质大致类似于后来大陆各地所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主要供奉国民革命各阶段牺牲的烈士，包含反清、讨袁、护法、东征、北伐、抗战各时期，也包括两次国共内战（台湾的官方称谓是“剿匪”和“勘乱”）时期，还有1949年以后殉职的各种公务人员。总的来说，祭祀的对象不断扩大，近年来一些为社会捐躯的警察、消防员甚至幼稚园教师也得以入祀。2003年又特别增添了清末中法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牌位。
  
台北忠烈祠规模广阔，气度宏伟，格局模仿中国古代祠庙，前设牌坊、大门，内设正殿、左右配殿、廊庑以及后园。牌坊使用汉白玉石柱和蓝色琉璃瓦，大门入口两侧墙壁上镌刻“黄花岗起义”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浮雕。正殿采用重檐庑殿屋顶，覆盖黄色琉璃瓦，里面供奉所有烈士的总牌位；东西配殿分别供奉文英烈和武英烈，前者为文职人员，后者指从军将士，其中除各人牌位外，还包含对著名人物的简介。
  
所奉烈士很多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国共两党对辛亥革命、讨袁、护法、东征、北伐、抗战各时期牺牲的烈士都给予承认，比如邹容、秋瑾、宋教仁、张自忠等等。主要的差异在于两次国共内战时期，两党正在殊死拼杀，牺牲者在一方为烈士，在另一方正是大敌，位置恰好相反。例如红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在公审大会上被杀的张辉瓒、死于孟良崮战役的张灵甫、死于淮海战役的邱清泉，经常以反派形象出现在大陆的历史书、连环画以及影视剧中，在这里却是最受尊敬的革命烈士。记得其中还有一个谍报人员，于1950年派遣大陆，潜伏数年，搜集了不少情报，后来终于被捕枪决。在我们眼里，此人无疑是万恶的特务，在台湾这边就是活脱脱的另一个余则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同的政权、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时期都会对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大陆地区1949年之前所建的忠烈祠大多已经不存。最著名的南岳衡山忠烈祠在文革中也遭到很大破坏，许多烈士的陵墓都被摧毁了，近年来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大陆也长期保留了一些对国民党烈士的崇高纪念，比如北京有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可是更多英勇殉国的国军将士已经被或有意或无情地淡忘了。同样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台北忠烈祠我也没有找到左权、杨靖宇、赵尚志等烈士的牌位。对于这些为民族牺牲的先烈，两岸都应该抛弃意识形态的差异，给予更公正的评价。
  
时间会凝固许多东西，也会冲淡许多东西，更会反思出一些新的东西。敌我的界限未必永远分明，即便那些在国共内战中为自己的信念献出生命的人物，历史定位也不可能总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1949年以来，台北马场町是国民党政权处决共产党和左翼人士的刑场，类似于南京雨花台，著名的吴石将军、朱谌之烈士都牺牲于此。2002年8月，台北市政府在此设立了纪念公园，其中的展览打破禁忌，中立地反应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再将殉难的共产党人定位为罪该万死的“匪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曾亲自参加秋祭追思会，同时代表国民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鞠躬表达歉意。这无疑是历史的某种进步。
  
     台北忠烈祠有国军卫士守卫，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看上去青涩文静，甚至有几分纤弱，似乎与忠烈祠所承载的沉重的历史意义不太协调，不过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压抑的氛围。游客人数不多，都争抢着站在卫士旁边留影，很少人仔细关注忠烈祠中供奉的内容。这种冷清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不过幸好还有这些纪念建筑存在，让许多记忆能够稍微保持得更久一些，并给我们提供一点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