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交往”，是在身份地位平等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才存在的情况。常言道：“最好的交往关系，就是拥有掀翻桌子的实力和不掀翻桌子的教养。”如果是国家，则是两个综合国力相差不大的国家之间，才有的外交，否则，便是从属之间的关系了。
就像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的清王朝，那个时候的统治者一直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国家的臣工们都围绕着皇权专制对国家进行治理，而周边的国家则被视为“附属”存在。在统治者的眼里，与那些附属国家所进行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根本称不上是“外交”，仅仅是“理藩”罢了。
所谓“理藩”，为“管理外藩”之意，本来是负责管理蒙、藏、疆等地区事务的一个机构。从名称上来看，即便对俄罗斯，清廷亦非真心以平等对待。但是，别嫌这名字不好听，除俄罗斯以外的其它国家，连被理藩院接待的资格都没有，其交涉事务统一由礼部负责处理。
所以，清朝一直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仅仅是一个礼部统领一切事宜。然而，礼部历来只是负责接受周边附属国对清朝的朝见和进贡，更无平等的外交观念。乾隆年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来华请求通商，而礼部官员不仅误以为英国人船上的商品是贡品，还在商船上插上进贡的龙旗标志，闹出了很大的笑话。
而这，便是清朝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朝廷昧于外务的结果。
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则要求使者进驻，这就使得清朝的统治者终于看清了世界局势。于是，就有1861年正式建立的一个外交机构——总理衙门，它的全称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拥有外交权利的机构，毕竟，在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和周边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以清王朝为“尊”的。何谓王朝，自然是有不把其它国家地区放在眼里的底气和实力。从属国家们不仅要听清王朝的调遣，更是要年年进贡纳税。
也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根深蒂固，同时也是西方国家迟迟不能同清朝建立真正平等关系的内在原因。总理衙门由王公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
初设时，奕訢、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䜣任职时间长达28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等到清朝愿意同其它国家建立平等友好关系的时候，就已经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了。此时的清朝内忧外患，让朝廷上下不得不对外交政策关系作出让步。如果说，太平天国的运动是清朝的心腹大患，那么，外国的侵略就是一种肢体、肘腋的忧患。
臣子们对于外交关系的处理，都建议：要加以笼络信任。为了满足新的外交关系的需要，总理衙门得以建立起来。而总理衙门建立之后，清政府则淘汰了老旧封闭的传统外交关系，正式迈入新型的近代外交关系之中，使得西方资本主义有了插手清朝朝堂政务的理由，更是清朝殖民地化的开始。
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总理衙门的建立加速了清朝的近代化进程。而总理衙门这个新的政府机构，虽然很“新”，但是，地位却不低。最初是由恭亲王负责，职务也仅仅是和周边的一些小国进行外交事项。而说起近代化，无非是和洋人打交道，向洋人学习，这可是一个没人乐意接的苦差事。
于是，这些繁杂的事务就并入了总理衙门，而之前六部的作用，则将被大大削弱了。有言道，六部仅仅干一些跑腿的活，而总理衙门，自然将成为国家的军机重地。
发展到后期，总理衙门就演化成了“总理洋务”的内阁。最初主管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后来，连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也归它管理，总揽全部洋务事宜。
要说总理衙门对中国的影响，最为主要的还是教育方面。因为，在与外国交往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的不通。于是，在1862年，我国的第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建立起来，并且，从最开始的外国语言，渐渐普及到了人文地理、生物化学、医学科学等各个方面。
除此之外，朝廷还组织了洋务运动等民族自救活动，从学习借鉴引入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军事装备、生产机器来达到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那个时候的总理衙门，用皇帝的话来说，就是：“全国各地的机密文件，都要先经过总理大臣这一关，然后，再交由最高统治者——皇帝。”
所以，总理衙门可以说是一个缩小版的政府，至于当时的内阁已经是空有虚名了，因此，清朝的政治则成了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并存的政治状态。军机处用来处理内政，也用来防止总理衙门专权，而总理衙门则负责处理清朝的对外事物。
之后，清朝甚至建立了航海水军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向西方国家派遣使者等等，为中国的近代化做了不少的铺垫。
只可惜，好景不长，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使得京师同文馆这所综合性很强的大学被迫停止办学了。而后的甲午战争，战争的失败也使得总理衙门破产。最后，在《辛丑条约》的条件下，总理衙门改立为“外务部”，实则为外国人所掌控，方便他们对清朝的侵略。
清朝的总理衙门可以说是近代化的领军组织，它记录了19世纪的封建帝国主义清王朝和西方列强之间周旋的经过。它不全是清朝统治的产物，而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性质，也是清朝统治者的屈服。就客观而言，它具有开启近代中国大门的历史意义。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史》、《清朝的理藩院》、《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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